诸君读《讨武曌檄》,读到“海陵红粟,仓储之积靡穷;江浦黄旗,匡复之功何远”,多半只觉其声铿锵、其势汹涌。我今日要说的,是这十六个字我落笔虽快,背后却压着一部《汉书》。
汉景帝时,吴王刘濞据江东,煮海为盐、铸山为钱,富甲天下,因富而骄,渐有异志。其臣枚乘上书谏之,书中有云,大意是:转粟西向,陆行不绝,水行满河,不如海陵之仓。诸位听清——海陵之仓,在枚乘笔下不是寻常地名,而是一句斩钉截铁的比较:天下转输再盛,也比不过海陵一仓之积。海陵近海,盐利既厚,仓廪又实,这才撑得起这句大话。我写檄文时把那粒红粟搬出来,便是向汉人借力。
用典之益有三:一曰借势,枚乘一句话,抵得我自夸十句;二曰坐实,义师兴兵,天下最先问的是粮在何处,我答以海陵;三曰成对,“海陵红粟”对“江浦黄旗”,一实一虚,句便立得住了。故我常说,作文之法,一半在笔下,一半在腹中书。
后生读书,多喜诵当代名篇,厌看前朝旧史。我劝诸君反其道:不读《汉书》,便不懂我何以写得出那一联;不知海陵为何有仓,便只当那是一句漂亮话。文章之壮,不在辞,在识。
我曾从军西域,风沙里见过军中计粮的簿册;也曾在临海任上,闲时翻书自遣。诸君今日在书院读书,宁肯多问一句“此语从何而来”,胜过多背十篇空文。
我的檄文有气势,一半功劳在一位汉人身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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