诸君在治事斋读书，我先说一件故乡的寻常物。我泰兴老家的院子里有几株白果树，秋深果熟，孩子们提篮去拾，乡人拿它换些油盐。这树在泰兴随处可见，谁也不觉得稀奇；可西洋的博物学书上，偏给它一个郑重的名目，叫作孑遗植物，世人又唤作“活化石”。一棵树而已，何至于“化石”？这就值得一讲了。

银杏这一族，在地层里出现得极早。中生代的地层中，它的枝叶果实遗痕所在多有，种类远不止一种，可见当年极盛；后来别处渐渐绝了种，只东亚存下这一支。所以我们看一棵白果树，其实不只看树，是看几千万年的一段残卷。地层好比一部厚书，一层一页，化石便是书上的字。字认得了，才能读出哪一页早、哪一页晚。

这读法，我们中国人并非全无根底。宋人沈括《梦溪笔谈》有云，延州永宁关大河岸崩，入地数十尺，土下得竹笋一林，凡数百茎，根干相连，悉化为石；他推测是旷古以前地气之变。这是极好的见解。可惜后人没有接着做下去。

我这些年所忙的，正是接着做。办地质研究所，招青年来学，教他们自己敲石头、自己量剖面；又创办《中国古生物志》，把国内出土的化石分门别类，请人研究，一册一册印出来。这刊物分植物、无脊椎动物、古人类诸门，专收中国境内所产。为什么要花这笔钱？因为中国的地，不能长年等外国人来替我们讲。一部古生物志，就是一册地书的字典。

诸君既在治事斋，“治事”二字最实在。不必远求，一株白果树、一捧江边沙、一口井底贝壳，都是题目。先学会看，再学会记，再学会问一个为什么——科学不外这三步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