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十岁上就挑着担子叫卖水果、酒酿，十四岁进靖城"姚公盛"槽坊当学徒，没几日便逃了出来，十五岁只身过江到江南谋生。有人问我那时怕不怕？怕。可父亲病着，家里揭不开锅，怕也得走。

真正的转机在一九〇八年。那年光绪皇帝、慈禧太后相继驾崩，举国挂孝，男子脑后的辫子不能再系红绳，白辫须一时紧俏。我那时在奔牛镇元泰京货店，从学徒做到了主持店务，看准这条门道，抢在众人前头把白辫须备足。别人还在观望，我的货已经摆上柜台。这一笔赚了二百块银元。钱不算多，却是我平生第一笔本钱。做生意，看的是比旁人早半步；这半步，靠的是天天听消息、处处留心眼，不是靠运气。

后来我办大成纺织染公司，把这"早半步"的理儿用到机器上。为做灯芯绒，我用二十倍的价钱从日本购回割绒刀，又淘回旧八色印花机，七个月后出了我国第一批八色印花布。前后四赴日本考察，回厂提出管理"五化"：工管工自治化、工教工互助化、工资等级化、华厂日产化、出品日货化。"华厂日产化"，是中国人办的厂产量要追上日商厂；"出品日货化"，是货色要抵得上日货。

可光靠管不行，还得育人。我倡"工厂学校化"，办工人补习学校，出《励进月刊》，设研究所与试验室，定下练习生制度——进了厂，做工之外还要识字、学机械、学算账。我一辈子只读过私塾，深知没学问的苦。一九四四年我写成《扩充纱锭计划刍议》，万言书里提出：战后十五年内，中国要建成一千五百万纱锭。这话当时听着像做梦，可梦总得有人先做。

诸位后生，实业这条路不好走，可家乡的一寸布、一根线，都值得认认真真去做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