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生在靖江生祠，小时候家里穷，十岁就挑担卖水果酒酿。可我记得清楚，乡间妇女摇纺车、上织机，一匹土布要织好几天，卖出去却换不了几个铜板。同是一样的棉花，洋布进港就贵上几倍，这件事在我心里搁了几十年。后来我常说，实业救国不是空话，得从一根纱、一寸布算起。

织布的门道，粗看简单，难处全在细处。我十五岁到江南谋生，在奔牛镇元泰京货店从学徒做起，后来自己开和丰京货店，也是从卖布看布学起。布面的紧松、经纬的匀齐、染色的牢度，用手一摸、对着光一看，便知好坏。这一手，是站柜台站出来的。

一九三四年春，我东渡日本学灯芯绒工艺。灯芯绒的难，不在织，而在割绒——绒条要割得齐、割得断、深浅一致，刀一偏，整匹布就废了。日本人把割绒刀看得极紧，我出二十倍的价才买回来；又淘回一台旧八色印花机。回来自己拆、自己配、自己试，七个月后，第一批八色印花布出来了。此前我国没有自产灯芯绒，这一关算是闯过来了。

厂子办起来，我才更明白：机器可以买，人买不来。所以我主张工厂学校化，办工人补习学校，出《励进月刊》，设研究所和试验室，推行练习生制度，让农家子弟进厂也能读书识字、懂得算度。管理上我提过几条：工管工自治化、工教工互助化、工资等级化、华厂日产化、出品日货化。说白了，就是让工人把厂当自己的事，让国货的成色追得上洋货。

一九四四年，我写下《扩充纱锭计划刍议》，那是一篇万言书，主张战后十五年内建成一千五百万纱锭，把纺织的根扎在自己土地上。这想法当时看着大，可我心里有底：靖江乡下那架老纺车能纺出的东西，只要配上机器、配上读书的人，就能成倍地长出来。诸君今日学治事，不妨也从一件具体的小事钻进去，钻透了，路自然宽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