民国二十六年十一月十五日至二十八日，我与馆中同人，在兴化县长金宗华相助之下，把一百五十七箱古籍从南京装船运往兴化。书刚离了城，不过数日，镇江、南京便相继陷落。那时我心里一遍遍想：这些箱子若能安然无恙，我这条命便不算白留着。后来我又在兴化竹泓镇租住郑家小楼，前后近两年，直到民国三十年一月二十日才携长孙曾符离去。此事在我一生中，是最不敢忘的一段。

为何往水乡藏？古书之聚散，从来是文化兴衰的寒暑表。隋人牛弘有云，书有"五厄"——秦火、王莽之乱、董卓迁都、惠怀之乱、梁元帝焚书，历代典籍一厄再厄。明代胡应麟又续论其厄。我半生做目录版本之学，翻检书志，越看越明白：书之存亡，从来不只系于学者之勤惰，更系于兵火之起灭。所以国难之际，护书便是护脉，比著书更要紧。

我平生所著，一部《中国文化史》分上古、中古、近古三编，自邃古以迄近世，举凡典章制度、学术文艺、风俗宗教、百工器用，皆溯其源流、究其因果，务使人知道中国文化不是一朝一夕的成功，乃是数千年层累积渐而成。又有一部《国史要义》，分史原、史权、史统、史联、史德、史识、史义、史例、史术、史化十篇，讲的是治史的门径与史家的操守——史德一桩，尤其要紧：史家不可欺心，亦不可欺后人。

居竹泓时，我曾撰回忆录《记早年事》，写至五万字而止，未竟；又作诗数十首，多咏秋景。我尝称许此地"文采风流，蝉嫣数百年不替，他邑乡镇弗能逮"。各位后生读书，不妨也想一想：书是怎样一代一代传到我们手上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