诸生在经义斋读书，读的是四书五经。可曾想过，这些经书除了修身明理，还有一桩用处，便是应科举之试？国朝取士，第一场便是四书义、五经义，考生须依题作文，这便唤作“制义”，亦唤作“时文”。今日不讲经，专讲这制义是怎么一回文章。

制义非我朝独创。宋神宗熙宁年间，王安石变法，罢诗赋取士，改用经义策论，经义之名自此始。元人继之。至我朝洪武年间定科举成式，第一场专试四书五经义，此体遂大盛。所以诸生所习，实承宋元之绪，又经我朝裁定，门庭虽似狭窄，根柢却在经上。

一篇制义，入手先要“破题”——用两三句话点破题目要旨，不可絮絮；次则“承题”，申明破题之意；再“起讲”，转入正说。而后是文章主体，分作数比，每比两股相对，如人之两足，故俗间唤作“八股”。文章须“代圣贤立言”，题目若是孔子的话，你便须设身处地，做孔子口吻说去，不许夹带自己的私见。此乃制义的根本规矩，违了便不入格。

嘉靖二十六年，我赴京应礼部试，做的便是这等文章。如写“克己复礼”一题，就不能凭空议论，须揣摩圣人心意，一步步推衍开去，对偶成双，起承转合皆有法度。当时做得顺手的，多是平日把经书读得烂熟的。所以我说，制义虽是敲门之砖，却也逼着人把经义读透——这桩事，倒未必是坏事。

吾乡兴化，文风素盛，读书种子不绝。诸生在此读书，莫把制义看得太轻，也莫看得太重。轻之则不足以应科名，重之则文以载道之意反失。经义斋里今日说这一番，愿诸君先读透经，而后论文，方不负这满架的书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