诸君读前人之书，当见过这样一句——枚乘《谏吴王书》有云：“转粟西乡，陆行不绝，水行满河，不如海陵之仓。”枚乘是西汉人，这话是他劝吴王时说的，意在夸说吴地粮储之富，海陵的仓廪最是丰足。此处我得先说明白：这是用典，我欧阳修并未亲去查验那汉时的仓廪，只是读到此句，心里便牢牢记住“海陵”二字。一个地方能让人记上千年，靠的往往不是高楼广厦，而是它实实在在养过的人、出过的粮。

泰州这地方，自汉以来便是淮南海滨的要地，煮盐积谷，舟楫往来。我守扬州时，与泰州相去不远，尝往访胡瑗兄，也同州中士人有过唱和。所见士风，朴实而不浮夸，肯下死功夫读书，这一点我至今念之。诸位如今坐在这经义斋里，脚下踩的，正是这样一块厚实的土。

我这一生，于文章之外，用力最多的是两部史书：《新唐书》与《新五代史》。后者是我私撰，记五代十国之事，其中最教我动心的，是《伶官传》那一篇序。后唐庄宗李存勖，早年以三矢遗志得天下，勇猛可谓无敌；后来却沉溺于伶人，身死国灭，为天下笑。我在序里写下这样的话：“忧劳可以兴国，逸豫可以亡身。”又说：“祸患常积于忽微，而智勇多困于所溺。”这不是空发议论，是从一部乱世兴亡里一字一字读出来的实理。

何以要在经义斋说这些？因为读史与读经，本是一事。经义讲的是道理，史册验的是事实；道理不经事实一验，便成空言。诸君在泰州读书，不妨常多问一句：这个道理，前人于何处行过？行得通否？如此读书，方才站得住脚，也才对得起这一方水土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