今日在治事斋与诸君讲讲本行的老根底。我是东台人，东台古属泰州，乡里人识字的不多，一张报纸常常是几家人轮着看，识字的念给不识字的听——这习惯我自幼见过，后来做报，才明白那是民间最朴素的新闻传播。诸君若问中国报纸从何而来，不能只从上海的报馆说起。

我写过一本《中国报学史》，民国十六年由商务印书馆印行。这是头一回有人把中国报业的来龙去脉系统整理成书，我分了几个时期来讲：官报独占的时期、外报创始的时期、民报勃兴的时期、报纸营业化的时期。官报里最古的，是唐代的进奏院状；宋代有邸报，也有民间私刻的小报，那是报业史上极有意思的一桩；到了明清，有民间报房刊行的京报。这些并非新闻纸上排出来的东西，却是新闻纸的血脉。

泰州这一带，素来是盐运要冲，商船往来，消息本就灵通。运河上的船帮、街上的脚夫、书院的学人，各有各的传信法子。内地士绅能见着京报的不多，多半是靠书信、靠口传。所以我常同人说，一国之内，消息通不通，直接见出这地方的兴衰。诸君看今日乡镇里读报的、议论时事的，其实都是这条老根上发的新枝。

我这一生，在《时报》做过校对、编辑，后来又与《申报》有过一段因缘。一张报拿在手里，外行看热闹，内行看的是编排、是访事、是言论的分寸。报纸不是给少数人写经史的，它是要把当日之事传给当日之人。这也是我写报学史的一层用意：让办报的人知道自己站在什么位置上。

诸君在此治事，不妨闲时翻一翻旧报。今日之新闻，明日便是史料；今日之史料，曾经都是有人跑断腿问出来的新闻。明乎此，读书与治事，原是一回事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