诸位同学，今日在治事斋说话，不讲空论，只叙一事：中国的报，从何处来，又往何处去。

我在《时报》做编辑有些年头，日日与铅字校样为伍。后来到《申报》，看得更多了。看得越多，心里越不安——世人日日办报、读报，却少有人问一句：这报纸在中国是几时有的？它是怎样一步步走到今天的？于是我发愿，写一部《中国报学史》。这部书民国十六年印行，是拿报事作经、拿史事作纬，从汉唐的邸报说起，历宋明清的官报，再讲到西人东来后外报的创始、国人自办报纸的勃兴，直到民国初年的报界情形，一一爬梳。我不敢说写得好，只是把散落各处的材料收拢起来，让后来人有个下手处。

中国之有报纸，并非洋人带来的新物。汉唐有邸报，宋有朝报、小报，明清有京报，官府传抄诏令章奏，士大夫借此略知朝政。只是那时的报，可称"官报独占"，报与民相隔。等到西人在沿海口岸办报，机器铅字传入，日报渐兴，言论渐开，才有了我们今日所说的"舆论"二字。报纸一物，看着轻薄，其实是国家的一面镜子。

说到乡土。我生在东台，东台古属泰州。泰州这地方文脉厚，明代安丰场出过王艮，他讲"百姓日用即道"，开泰州学派，说的是平民也能明道。我常想，报纸之事也正合此理——报纸不是给少数人看的清谈，是给百姓看的日用之物。

诸位若问学问之道，我答一句：办报的人，须有史家的求真，有文人的笔，有百姓的心。三者缺一，报纸便只是一张纸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