诸位后学，今日不说虚的，单讲我辈后七子为文的主张。

我与李攀龙、王世贞诸君，皆为嘉靖年间人。那时文坛风气萎靡，台阁体余绪未消，士人作文章只求平顺圆熟，不敢有半分气骨。李、王二君振臂一呼，倡"文必秦汉，诗必盛唐"，我辈纷纷响应。这话听着霸道，实则是有故事的——读书人若只学近人时文，眼界便框死在科举程文之中，哪里还写得出有筋骨的东西？学秦汉，是学其文气之雄浑质朴；学盛唐，是学其诗境之开阔高远。说到底，是要把那股子精气神找回来。

我自幼生长于兴化，此地虽僻处淮南，文脉却不曾断。先辈留下的书册与乡贤文章，教我懂得文风传承之重。我所作《报刘一丈书》，便是以书信之体裁，讽喻官场中某些人奔走权门、甘言媚态的丑相。那信里写求见者"甘言媚词，作妇人状"，又写门者"故不入"以索贿，种种情状，皆非虚言。诸位若读，可知我辈为文，不单是辞章之事，更是气节之事。

至于科举一途，我嘉靖二十九年登进士第，深知其中甘苦。经义之文，本是代圣贤立言，可若只知揣摩时好、堆砌辞藻，便失了根本。我的意思，读书人须先立定脚跟，再论文章工拙。诸位在经义斋中研读，望能于此三致意焉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