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是兴化人，家在扬州府之北，与泰州一水相望。少年时在故里读书，族中长辈常说起先曾祖石麓公——李春芳，嘉靖二十六年进士第一，官至内阁首辅。可李氏传下来最看重的东西，不是田宅，是书。长辈训我：读书人立身，一靠学问，二靠气节。这话我记了一辈子。

甲申以后，国变，我不复出仕，闭门著书。有故旧来问：天下已如此，你还记这些做什么？我答：正因为如此，才更要记。乱世之中，最易亡的不是城，是事；最易失的不是土，是实。若无人执笔记下，十年之后，忠佞不分，功罪倒置，后人读史如读迷雾。

我所著《三垣笔记》，书名便从官职来——我尝在谏垣行走，历刑、吏、工三科给事中，"三垣"即此。书中所记，是崇祯一朝及南渡以后的朝政见闻、人物言行。我给自己立了三条规矩：非亲见者，必注明闻之何人；一事有两说者，两存之，不擅断；涉及恩怨者，只叙其事，不加褒贬。所以此书记人记事，多附出处，读者可自行核验。这不是自夸谨严，实在是怕笔下偏一分，后人便错十分。

另有一部《南渡录》，专记弘光一朝事，按日编排，起讫相衔。南渡之亡，我常与友人叹：不在兵少，不在地狭，在于朝堂之上党争未息、门户相攻，敌在江北，而争在殿陛。这些话我当时不敢明写，只在记录中留存事实，让后来自有公论。

泰州、兴化相距不过数十里，风土相接，士人多有往来。我一生所守，无非"据事直书"四字。史笔之贵，不在文采，在真；不在痛快，在公。若后辈问我治史之道，我只答两字：气节。有气节，才敢写真的；写真了，才配称史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