诸位在经义斋读书，可知今日文坛为何有一股复古之风？我宗臣忝列“后七子”之中，与李攀龙、王世贞诸君倡言“文必秦汉，诗必盛唐”，或有后生不解，以为我辈好古而厌今。实则不然——文章之弊，在于浮靡；辞赋之病，在于空疏。我观今人作文，或以奇字骇人，或以俚语媚俗，失却了文章立骨的气象。

我生於兴化，这水乡之地虽无京师之盛，却自有文脉绵延。说来惭愧，我自幼受庭训，父亲宗公讳周，教我读书作文皆须“有物”。后来中嘉靖二十九年进士，初授刑部主事——这官儿不大，倒是让我见了许多世间疾苦。那时杨继盛因劾严嵩而殒命，我作文悼之，方知一支笔若只为风花雪月，便辜负了圣贤立言的本意。

我常说，科举取士而士不知国事，是为大弊。昔胡瑗先生设“苏湖教法”，分经义、治事两斋，使弟子既通经术又习实务——我每想及此，便觉这才是真学问。文章要复古，非为泥古，而是复那“文以载道”的本色。

有兴化及泰州诸后生问我文章之道，我总答：先去读《史记》百遍，再论风雅。兴化之水土养人灵气，然灵气须以骨力驭之，方成文章。若只求辞藻，便如无骨之舟，风浪来了便翻。文运亦是如此——我於乡梓之间，见诸生苦读之态，常忆起自己年少时在昭阳书院灯下抄书的模样。愿与诸君共勉：为文先立骨，立骨先正气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