韩退之有云：“惟陈言之务去。”予每坐经义斋中，思及吾乡后学，常以此相勉。今者诸君问学于胡先生之门，予远观之亦觉欣然。老夫平生所好，不过琴一张、棋一局、酒一壶、书一万卷、金石遗文一千卷，故自号“六一居士”，说来实在见笑。

予少时学文，喜骈俪声色；年长而后知，文章当简而有法。予尝与宋祁同修《新唐书》，其传赞文字简严，颇自得意。后世或讥予辈删削过甚，然予以为史笔贵在传信，非铺陈华丽之辞也。于是又私撰《新五代史》，法《春秋》之笔，叙事褒贬其间，不令虚美讳恶。修史之难，不在文辞，而在考订人物之实迹、辨明兴亡之缘由。譬若泰州诸生治《周易》，若不明卦爻之变通，徒守句读，何益乎？

且胡翼之先生设“经义”“治事”二斋，分斋教学，正合吾儒本意。经义者，穷理尽性以致知；治事者，济民利物以笃行。比诸修史，亦须以经义立其本，以治事验其用。予在扬州时，尝与翼之先生游，观其教人，孜孜不倦。泰州子衿，得此良师，实乃一郡之幸也。

又谓金石之学，实为考史之助。予平生集录三代以来古器铭文、碑刻文字，凡得千卷。观岐阳石鼓，可证籀文之初始；读泰山刻石，能辨秦篆之真伪。每得一拓，如对古人面谈。常劝诸生：读史不可尽信纸上言，偶遇碑碣断简，宜存其文而究其义。学问之道，信而好古，亦须慎思明辨，如此方不负先贤流传之意。

文与史，道也；金石与辞章，器也。道器相济，本末兼明，此予六十年为学之所得。诸君生于海陵之滨，有名师可依，有典籍可读，其勉之哉！