诸位后学，吾尝出知泰州。彼时州有盐场之利，然灶户煎晒之苦，非亲履其地不能知也。每见卤水浸足、烟熏面目者，皆叹息久之。为政者若但坐堂署、阅文簿，何异隔雾观花？

吾与安定先生胡瑗论学于海陵，其教人分经义、治事二斋，使学者既通典籍，又习水利、算数等实务。此正合吾意！圣人之道，不在空言，当施于政事，泽于生民。泰州近海多水患，吾尝督修堤堰，相度地势，使潮水有归，农田少浸。其间与老农语、与舟子谈，所得实多于书斋之中。

至若文章之事，吾平日所作，不过自抒胸臆。在馆阁时尝编纂《隆平集》，所以记祖宗之典章，鉴兴亡之轨迹。后又奉敕校理《战国策》，见纵横捭阖之际，多有可警可叹者。文字虽有古今，道理未尝不同。吾《墨池记》有云：“羲之之书晚乃善，则其所能，盖亦以精力自致者，非天成也。”学之成否，亦系于勤勉笃实耳。

适才所言，皆吾亲历之实事。今与诸君共坐经义斋中，愿听诸君治学之惑，或有可相发者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