顾长康有云：“传神写照，正在阿堵中。”我半生供奉内廷，为诸王公大臣写真，愈画愈信此语不虚。世人皆以为画像贵在形似，眉目须毫发无遗，我却以为——若只得其貌而失其神，不过一具衣冠木偶罢了。那日为渔洋山人王士祯制《放鹇图》，山人诗名满天下，性情疏朗，我便不写他端坐朝服之态，反取其幽篁独坐、目送白鹇之瞬间。画成，山人抚掌笑曰：“此真我也。”这一句，比万岁爷夸我“工细”更教我欢喜。

我作肖像，先用淡墨勾勒轮廓，再层层渲染，所谓“三矾九染”，胭脂赭石只为衬出气血，万不可涂得太满——满则俗，满则死。衣纹却另是一功，行笔要快，要活，如云之舒卷、水之流动，方显得人物风神潇洒。有人笑我“工细”，我偏在工细里求写意，这便是江南人的底子。吾乡兴化，水泽环绕，文风鼎盛，自幼看惯板桥兰竹的疏朗气韵，虽供奉内廷，到底脱不了那口故园清气。

尝闻画人物有四难：一曰神气，二曰骨法，三曰衣纹，四曰设色。前人真不我欺。神气在眼眸，骨法在落笔之轻重，衣纹在腕底之节奏，设色在雅俗之取舍。四者得，则画中人欲语；四者失，则形骸徒存。我每接手一卷白绢，先不运笔，只与来人闲话半日，观其喜怒，察其坐立，待心中有了活人，才敢下第一笔。有人不耐，我便笑：“水墨丹青，原是画心。心未到手先到，纵有徐黄妙笔，也写不出真精神。”

我尝思，中国画之妙，不在像，而在“似与不似之间”。像，止于目之所见；神，乃通于心之所感。今人见工笔便谓其匠气，殊不知宋人院画千锤百炼，元人写意亦从工整中来。画道千年，贵在相续。我这一管笔，传的是顾虎头、吴道子、赵孟頫以降的余脉，愿后来者知此中甘苦，莫负了先贤传灯之意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