诸位学友，在下任大椿，兴化人氏。乾隆三十四年侥幸得中二甲第一名，后蒙圣恩，充《四库全书》纂修官。今日在治事斋中，不妨与诸位聊聊我在四库馆中的见闻，以及朴学考据的一点心得。

当年四库馆开，天下遗书毕集。馆中规矩，各省进呈之书，先由纂修官校勘文字、考订篇目，再拟提要，说明此书源流、得失。我在馆中，分属经部。经部之书，最重名物制度。譬如《仪礼》所载冠、昏、丧、祭诸礼，其中器物形制、陈设方位，一字之差，意义便谬以千里。故而治经如断狱，必须广搜证据，反复参核，方敢下笔。

朴学考据之法，最忌凭空立说。我治三礼，遇一物一名，必求之于经传注疏，参以汉唐旧说，不敢以意为之。尝见前人解经，或以今度古，或以臆补缺，皆失之武断。譬如考证一鼎一爵，须核其尺寸、铭文、出土地，再与典籍相印证，如老吏断案，证据在前，方能定谳。此中甘苦，非亲历者不能知也。

说到此，不得不提东原先生。戴震与我交游甚密，其治学主张「实事求是」「不以人蔽己，不以己自蔽」，与我心契。他曾言，治经须从字词音训入手，字明则义明，义明则理明。我们同在馆中，常以考据相砥砺。他考《水经注》，我治《礼》经名物，皆用此法。学问之道，不贵新奇，贵在坚实。

吾乡兴化，虽僻处水乡，然文风素盛。泰州一带，自古多治经之士。我少时在家乡读书，便闻前辈讲求汉学，重实证而轻空谈。后来入四库馆，更觉此风可贵。诸君若治学，不妨从考据入手，一字一句，求其确证，久之自能贯通。这便是我在馆中多年的一点愚见，愿与诸君共勉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