列位看官，在下施耐庵，泰州兴化人也。落草于书斋，寄身于笔墨，一世不曾中得进士，只在乱世里看了些人心。今至乐学书院，与诸位论一论这部《水浒传》的来由。

我生在元末，长于白驹场。那白驹场在如今兴化一带，盐碱地上芦苇连天，灶户煮海为盐，贩夫走卒往来如鲫。我少年时坐于村口大槐树下，听往来客商讲说四方豪杰，又见过官差催逼盐课、百姓卖儿鬻女的光景。张士诚起兵泰州，先据高邮，后陷姑苏，麾下十八弟兄皆盐枭草莽出身——这等人间兴亡、江湖恩怨，如同一坛老酒，在我胸中藏了数十载。

后来张士诚败亡，我闭门著书。那《水浒传》写的正是梁山泊一百单八将聚义之事——宋江、林冲、武松、李逵诸人，或为官府所逼，或为世道所弃，齐聚水泊，替天行道。有人说我在写张士诚，其实也不全然。我写的是这世道里最底层的汉子，被逼到水泊边上，才活出一个人样来。忠义二字，说来轻巧，做来分明是血泊里滚过的。

泰州水乡，河网如织，我笔下那水泊梁山的芦荡、港湾、渔村，多半有故乡的影子。白驹场的盐工，扛着盐包在雨中奔走的模样，与梁山好汉挑着担子赶路的姿态，原是相通的。我写他们大碗喝酒、大块吃肉，也写他们受招安、征方腊、十去其九——那是我亲眼见过的人间悲剧，英雄打得了天下，却打不过朝廷的一纸文书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