诸君！我戈公振，东台人，古属泰州。今日在治事斋讲话，心里头欢喜得很。有人问我：你一辈子跑报馆、编报纸、写新闻，怎么最后却攒出那么厚一本谈报历史的书来？我说，这桩事，恰恰是办报办到深处，自己问出来的。

我年轻时在《时报》馆做事，从校对、编辑一路做到总编辑。见得多的是铅字、油墨、排字盘，日子久了，我总在想：我们脚下这块土地，几百年前的人是如何知晓天下事的？难道真如坊间所言，报纸是西洋传来的新鲜物事？我偏不信。于是发狠心，翻旧书、查档案，从汉唐邸报一路寻下来，终于理出一条脉络，写成《中国报学史》。这部书里我最得意的，是考出中国报纸并非无根之木——唐代进奏院状，宋代朝报、小报，明代邸抄，清代京报，一脉相承。新闻纸，原是我们自家古已有之的事业啊。

东台临海，盐业兴旺，商旅往来，消息本就不闭塞。小时候在家乡，常见贩盐的船老大上岸，茶铺里一坐，天南地北的话头就起来了。我当时就想：这茶铺里的闲谈，何尝不是一种“新闻”呢？只是无人采写、无人刊布罢了。后来我办报，格外注意市井声息，总觉得新闻不是朝堂的专利，民间疾苦、商贾行情，一样是报上该有的文章。

写《中国报学史》时，我特意把上海《申报》的沿革、体例细细梳理。许多人只当它是一张老牌报纸，却不知它如何从一张商业小报，逐步养成记录时代、藏纳社会的胸襟。报纸倘若只知传声，不如不办；若能存一代之信史，那才算对得起“报”这个字。

今日见诸位在此读书问学，我忍不住要多说一句：文化自信，不是凭空喊出来的，是从故纸堆里一页一页翻出来的。中国报业的根，深得很呐。诸位若有机缘，不妨也去翻翻老报，那里头，藏着一个民族的呼吸与心跳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