诸位后学，老夫孔尚任。今日说起泰州，倒勾起一段旧事——康熙二十五年，我以国子监博士之职，随工部侍郎孙在丰赴淮扬治水，便驻在泰州。白日里勘河工、赈灾民，夜里则对一灯如豆，写那《桃花扇》。水声潺潺，正合了戏文里兴亡的节拍。

《桃花扇》这部戏，诸位或许听过名目。它借复社文人侯方域与秦淮名妓李香君的离合悲欢，写南明弘光一朝之兴亡。全剧四十四出，以一把诗扇贯穿始终——扇上桃花，是香君血溅而成，正所谓“溅血点作桃花扇，比着枝头分外鲜”。我写此剧，不是单为才子佳人，是“借离合之情，写兴亡之感”，让后人知三百年基业，毁于一旦，究竟败在何处。

南明之亡，亡于党争倾轧、武将跋扈、君臣苟安。马士英、阮大铖辈弄权误国，左良玉拥兵自重，史可法独木难支。我在《桃花扇》里写了“眼看他起朱楼，眼看他宴宾客，眼看他楼塌了”这等句子——老夫并非空发悲叹，实在是因为亲眼见过淮扬一带百姓流离，更知国事崩坏之痛。

再说治河。我驻泰州时，正值淮水为患。治河不只是筑堤、疏浚四字——要测水势、察地形、调夫役、筹粮饷。我在《桃花扇》里写漕运、写河工，皆是从实学中来。泰州本地水网密布，盐场、稻田皆赖水利，我每与河工老吏相谈，觉民间智慧胜过典籍十倍。所谓“纸上得来终觉浅”，治水如此，写史亦如此。

那几年，泰州的稻花香、盐运河上的帆影、城隍庙前的市声，都融进了我的笔端。治水与写戏，看似两途，其实一理——都要体察人情、把握大势。今日诸君读《桃花扇》，若能从中见兴亡之鉴、知民生之重，则老朽当年在泰州灯下伏案，亦不枉矣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