吾少时尝读《禹贡》，谓“海滨广斥”，及至泰州西溪，始知盐之为利、海之为患，皆非纸上可尽言。天禧年间，吾领西溪盐仓监，见潮水泛滥，田庐淹没，灶户流亡，心甚戚然。盐场灶火不举，则民无以为食；海涛不治，则地无以为田。此非一邑之患，乃两淮之隐忧也。

吾乃详察潮汐之候，测其涨落，量沿海地势高低，知非筑堤不可御。然此役役夫数万，费钱数十万贯，非独一司可任。吾上疏请于张丞相知白，得许后，率民夫躬自督筑。堤成之日，长亘百里，植柳固沙，内则灶火复燃，外则潮波不侵。世人号曰“范公堤”，吾实愧之——此非一人之功，乃万人之力也。堤成之后，盐课岁增，流民归附，吾方悟：治水即治盐，治盐即安民。

昔者吾在朝堂，论庆历新政，首请均公田、兴学校、精贡举。或问：“汝一介文臣，何汲汲于田亩盐铁之事？”吾应之曰：政之事，皆民生之事。泰州一堤，使千年之后犹记当日之策，则知天下无不可为之政，亦无不可救之弊。正如吾所撰《岳阳楼记》，本为滕子京谪守巴陵而作，然其中“先天下之忧而忧，后天下之乐而乐”一语，实乃吾平生志业所在。此文虽成于邓州任上，然其心则自西溪盐仓监始发之。

后世君子或问治事之要，吾惟曰：“通经致用，知行合一。”庆历新政虽未竟全功，然所行诸法，如整顿吏治、选贤任能，皆本于泰州治水之经验——不躬身于沟洫，不足以言经纶；不体察于闾阎，不足以论庙堂。今与诸生共坐治事斋，愿诸君知我非独善为文者，更知山川形便、民生疾苦，方不负古人“一饭不忘君”之义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