尝有人问我，治地质之学，何以对一部明人游记推崇备至？诸君有所不知，我丁文江本是泰兴人，自幼见长江奔流，便对山川形胜有天然的好奇。后来留学海外，习得现代地质学方法，再回头读《徐霞客游记》，方觉其中蕴藏的科学精神实为惊世——三百年前，吾乡先贤霞客公已用双脚丈量山河，以丹心记录地理，其缜密之处，竟暗合今日地质调查之法。

我与徐霞客的缘分，始于民国初年得读其原著。当时我便惊觉：世人多将其视为文人游历之作，实乃大谬。霞客公游历三十余年，北至燕晋，南及云贵，所记地貌、水文、植被，皆以亲见亲测为准。譬如他考察石灰岩地貌，指出“石骨棱棱，水行其中”，较之欧洲地质学家的同类发现早了两个世纪。我于是立志为这位奇人作年谱，考订其游历年代，梳理其行踪脉络。至民国十年，《徐霞客年谱》初稿告成，又推动整理其遗著，使这部奇书得以完整面世。当时任公先生见之，亦赞许其为近代学风之一大贡献。

今日谈此，并非仅为追怀故人。我想说的是，中华文明从不缺乏探索自然的勇气与智慧。徐霞客之成就，恰如我辈地质工作者的先驱——他南溯珠江源，西登点苍山，凡所闻见，皆“锐身不惜”，以性命相搏。我在西南从事地质调查时，常常对照霞客公的记载，发现其描述之精确，竟能指导今日之勘探。那种跨越时空的默契，令我辈后学既感振奋，又觉责任深重。

回忆民国二三年间，我往云南个旧一带考察锡矿，行经之地，山势险峻，瘴疠横行。同行者多劝我止步，我却想起霞客公“不避风雨，不惮虎狼”的志节。所谓地质之学，不仅在于读书、绘图、化验，更在于能履险如夷、求真务实。泰兴虽处长江之滨，无高山大川，然先贤遗风，浸润我心。我常对学生说，科学精神不在实验室中独存，而在山林田野之间；不在西洋典籍之中，而在先民足迹之后。

吾生也有涯，而知也无涯。今得与诸君在治事斋中相谈，回想一生奔波于荒山野岭，每见一座峰峦，便似与大地对话。愿诸位亦能如霞客公般，常怀好奇之心，亲履山河之实。文明之根脉，正在这代代相传的求索之中。泰兴之水，长江之波，皆可作证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