诸君，吾乃泰兴朱东润。少时读书于江左，长而讲学于武昌、上海之间。今见乐学书院诸君研习国学，不禁想起自己少年时在三间茅屋中苦读《史记》《汉书》，那时连灯油都要省着用。然而正是这些旧书，让我懂得了一个道理：学问若要长进，须得求真，须得务实。

我生平用力最深者，一是《中国文学批评史大纲》，一为传记文学。前者是我在武汉大学任教时，积数年之功写成的讲义。我一向不满于那种只罗列文论家名号、分派列系的虚架子，所以此书专从历代文论原著入手，从孔子论诗，到刘勰《文心雕龙》，再到严羽《沧浪诗话》、袁枚《随园诗话》，一一梳理其脉络，看古人如何评论诗文，如何辨别雅俗。这书后来印了出来，常被当作大学讲义使用。说到底，我不过是想让读书人明白：文学批评不是空谈，须有根基。

至于传记文学，我更有一番痴心。当世之人多以为传记不过是给名人列年谱、抄履历，我却以为不然。传记也是文学，须写出传主的血肉性情、成败得失。我写《张居正大传》，并非为权相张目，而是想写一个真实的人——他有大才，有大志，也有大难。我翻检《明史》《明实录》以及张氏书牍，甚至查考他家乡江陵的风土，为的是让后人看到一个有体温的张居正。写人，如写史，须得有据，须得有情。

我乃泰兴人，幼年便听过乡贤故事，知晓此地自古文风鼎盛。泰兴临江，水陆交汇，商旅往来，所以此地之人既重儒业，又通世务。我后来治文学批评史，常觉乡邦这种务实之风对我影响极深。读书人不当迂腐，学问亦不当脱离人间烟火。我每回泰兴，见江上帆影点点，便觉天地广阔，学海无涯。

我年已过九旬，尚能执笔为文，自信所写每篇传记皆有史实作底。诸君生于今日，书籍易得，文献易查，更当勤奋求索，莫让浮躁之气掩没了学问的根基。若能从书中读出古人的心事，又能回到现实中来验证，那便是学问的正道了。此乃我一生的经验，愿与诸君共勉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