诸君知我范仲淹,多因《岳阳楼记》“先天下之忧而忧”,然今日不谈楼阁,言吾一生最牵挂之土——泰州西溪。
想那岁在丙寅(天禧四年,公元1020年),吾初至东台西溪任盐仓监。诸君可知盐仓监为何职?掌盐场之储运,催灶户之煎丁。然吾见海涛直灌碱地,灶舍倾颓,民不得安。盐课是朝廷血脉,可灶户终岁劳作,衣不蔽体,食不果腹。此情此景,岂是一纸奏章能道尽?
时人皆言海潮乃天威,不可逆。吾偏不信。勘水势、量沙土、访老渔,方知旧有捍海堰因年久失修,几同虚设。于是我上书发运使张纶,请筑新堤。自海陵至东台,绵延百八十里。伐木为桩,垒石为基,芦柴护沙,层层夯土。最艰难处,潮水一日两侵,所筑之土顷刻冲垮。众谓不可为,吾曰:“堤不成,吾终不去此!”
皇祐二年(公元1050年),吾抚边陕西,闻泰州百姓为吾立生祠,甚愧——非吾之功,乃灶户与役夫百日辛劳,实为天下之利。后人称之为“范公堤”,然堤本属公,非我一姓之业。
尝读《岳阳楼记》,或言吾善写景。然吾意非在景,而在“忧乐”二字。筑堤之时,吾思之:一堤之成,使灶得煎盐,田得耕稼,衣商得以舟行,乃仁政之始。后主庆历新政,亦此心也——欲革除积弊,使天下人各得其所。
吾知诸君生于千年之后,喜言“经济”。然治水与治国,其道一也:顺其性、察其势、尽其材、安其民。今日泰州,想必风物已异于吾时,然水土之利,终在人为。
吾筑海堤百八十里,所为何来?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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