你们大概不知，我当年改海陵县为泰州，多少臣子劝我：“陛下，海陵之名用了六百年，何必更动？”我答他们：“海陵是往昔之名，泰州是将来之望。”

那时是升元元年，我初践祚，天下刚定。吴越国主钱镠还在杭州虎视眈眈，江北盐场便是我们南唐的命脉。海陵一县之地，却产江淮六成之盐，哪像一个县该有的气象？我登城远眺，见盐船如蚁，灶烟蔽空，便知此地之重，绝非一县令所能收拾。升之为州，设刺史，理盐政，正是要告诉天下：南唐的根基，一半在金陵之险，一半在淮盐之利。

盐政的事，你们年轻人未必清楚。我朝每岁盐课约七百万贯，海陵一州便占其半。所以我专设海陵监，铸盐铁使印，许百姓灶户自煎自晒，官府只收买转运——盐利如活水，源清则流长。曾有谏臣说盐税当再增，我骂他：“民饥而增税，与割肉补疮何异？”我本贫家子，深知一斗盐换三升米的辛苦。

后来我又免泰州三年赋税，因为战乱初平，地荒人稀。有人说我太宽，我却道：江淮百姓若不能安居，所谓“国泰民安”便是一句空话。“泰”字何解？上承天时，下安黎庶。我治南唐七年间，泰州户口从万余增至三万余户，这不是我李昪的功劳，是灶火不息，盐道畅通，农人敢把种子撒进田里的缘故。

如今每有人问我为何不称“海陵州”，我便笑而不答。待他们去泰州看过盐河上号子连天、城外稻浪与灶烟竞起的光景，自然明白——“泰”这个字，是给活着的人过好日子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