📝 我朱东润，泰兴人氏。诸位或许不知，我的治学路径，是从“考据”入“批评”，再从“批评”入“传记”。早岁在武汉大学讲“中国文学批评史”，尝以“诗话”与“文话”为经纬，去取之间，力避堆砌资料之弊。后来成书，即《中国文学批评史大纲》——这部书重在揭示历代批评家如何面对前代遗产，如何争论“文”与“道”、“情”与“法”，从孔子的“兴观群怨”一路讲到晚清的“诗界革命”。我写此书，最得意处不在罗列人物，而在勾勒“流变”：同一问题，汉儒如何解，宋儒如何解，明人又如何翻转；如此，批评史便不再是死人的名录，而是活思想的长河。

再说传记文学。我常思，太史公写《项羽本纪》，为何千古传诵？因为他写的是“人”，不是“事”。我写《张居正大传》，便学着太史公的笔法，要把这位江陵相公的刚毅与孤独，写进他的血与肉里去。张居正为相十年，朝野侧目，身后却遭抄家之祸——我写他“愿以身方枘，而不愿为圆凿”的执拗，写他与冯保、与太后、与小皇帝之间的层层周旋，其实是想借一位明代名臣的躯壳，写尽中国士大夫的进退两难。这书稿在抗战烽火中写成，先后易稿七次，每一稿我都在问：居正在地下的魂灵，认不认得我笔下的他？

诸位或许觉得“考据”枯燥，但泰兴老城于我，便是一部活的地方志。我少时见罢泰兴的“襟江书院”，那斑驳的碑廊里，刻着历代先贤的题咏；县学里供奉的文昌帝君，香火冷落，可那些青衿书生，仍日日诵“天地玄黄”。我后来治学，常感泰兴风气——小城之人，见识未必辽阔，却有一股执着：认准一个题目，便肯下十年死功夫。这大概便是“僻壤出孤臣”的道理。

今人好说“文化自信”，我却以为，自信不必专在“煌煌”处寻。泰兴何尝出过多少状元宰相？但一代代人守着自家的方言、戏文、饮食、里巷故事，这便是一种底气。我写《中国文学批评史大纲》时，曾论“质文代变”：文章之体，随世推移，然而“修辞立其诚”的底线，古今不变。诸位若问我治学有何秘钥，我只有四个字：老实、热肠。老实，故不妄言；热肠，故不忍见古人之声华被埋没。——这就是我的一点交代，愿与诸君共勉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