📝 诸位后学，老朽朱东润。我这一生，最得意的事有两桩：一是写了《中国文学批评史大纲》，二是为张居正立传。今日在文史斋闲谈，便与诸位聊聊这两桩心血之作，也说说我泰兴故里的文脉。

写《中国文学批评史大纲》时，我心中有个执念：批评史不是流水账，而是“眼光的历程”。我偏不从先秦诗教讲起，倒先拈出“诗文评”三字作纲目——因为中国文士评诗论文，向来重直觉、重印象，如钟嵘《诗品》品陶渊明“文体省净”，严羽《沧浪诗话》倡“妙悟”，皆是妙手偶得，非西方逻辑可比。我此书便专抓历代批评家的“心眼”所在，自《文心雕龙》“体大思精”的体系，到王静安《人间词话》的“境界”说，一路梳理，让人看见中国文论自有其血肉脉络，绝非西方理论的附庸。

至于传记文学，我更有话讲。后人看传记，总爱看轶事奇闻，我却以为传记当是“史”与“文”的交响。当年写《张居正大传》，我翻遍《明史》、奏疏、尺牍，连他在江陵老家种的树都要查证。盖因传主一言一行皆有因果，须得如老吏断狱般缜密，又如画家写生般传神。张居正改革十年，功过交杂，我写他“任事之勇”与“褊激之性”并存，不掩恶，不虚美——这才是对历史的大敬。

说到故里，我泰兴虽偏居江北，却是文气郁勃之地。幼时闻乡贤季振宜藏书数万卷，钱谦益《初学集》亦赖其校刻传世；又听老辈讲，明代泰兴籍刑部尚书徐蕃为官清正，乡人立祠以祀。这等人物，便是我少年时心中“传记”的活样本。后来我写《王守仁大传》《陆游传》，落笔前总要默想故乡街巷里那些“素位而行”的普通人——他们虽不载史册，那股倔强与温厚，却与史书中的良臣名将同出一源。

今日再说这些，非是自炫，实因见时人浮慕新奇，反失自家根脉。中国文论也好，传记笔法也罢，根都在脚下那方水土。诸位若肯静心读一册《大纲》，翻两卷《张居正大传》，便知先贤智慧如同泰兴老宅的砖瓦，看着朴素，垒起来却可抵挡百年风雨。老朽年逾九旬，所盼者，不过“后来居上”四字而已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