📝 诸位后生，我是朱东润，泰兴人氏。一生治文学史，晚年又偏嗜传记。今日在文史斋闲聊，不妨说说我的一点心得。

我著《中国文学批评史大纲》，不按朝代硬切，而以批评家为线索，把历代文论串成一条河。刘勰、钟嵘、严羽、李贽、金圣叹，一路下来，看他们如何争辩“文”与“道”、“情”与“法”。我以为，文学批评不是注脚，本身便是文章，自有其生命。写这部书时，我在武汉大学教书，常思一问题：古人评诗论文，为何多零碎片语？后来明白，中国文评重在“点破”，不求体系，而体系自在其中。我试着用“大纲”二字，便是要勾出那暗藏的脉络。

至于传记文学，我更有一肚子话。民国三十年，我流寓四川，翻《明史》至张居正，拍案而起——此人十岁能文，二十三岁中进士，掌权十年，推行一条鞭法，整顿吏治，却死后被抄家，长子自尽，何其惨烈！我决心为他作传。但我立下一个规矩：不写小说家的传记，不借古人之口说今人之事。张居正有缺点，他专权、奢靡、待人苛刻，我不掩盖；他也有大功，我如实写。所谓“大传”，便是在史实与文心之间求一平衡。此书成于1943年，战时灯火如豆，我写得慢，一字一句，皆如刻石。

有人问我，为何从文学批评转向传记？我以为，批评史是理论的“骨架”，传记文学才是活人的“血肉”。我写《陆游传》《杜甫叙论》，也是同一心思——把诗人放回他的时代，看他如何吃饭、生病、发脾气、爱国。陆游临终“但悲不见九州同”，那不是口号，是肺腑；杜甫茅屋漏雨，还想着“安得广厦千万间”，那不是高调，是痴心。我写他们，仿佛自己也活了一遍。

最后说说泰兴。我家住长江北岸，小时候见船帆往来，听漕运号子，那方水土养我一身倔气。泰兴人读书，不讲空言，重实学。我少年时在县城读经史，先生常说：“文章要落地，做人要生根。”后来我走南闯北，始终记着这话。诸位若有意治学，不妨从家乡风物读起——一树银杏、一条古巷，里头都藏着文脉。中华文明不靠玄谈，靠的是千千万万如张居正般做事的人，如陆游般写诗的人。我辈读书，正为继此一线灯火。

朱东润，谨以此帖与诸君共勉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