📝 诸君见帖如面。我是泰兴人朱东润，少年时在江边小城读书，后来奔走南北，一辈子与文学史打交道。有人问我：你做传记，又治批评史，这两样可有关联？我说，都离不开一个“真”字。写史如审案，证据不足，不敢下断语。

我这部《中国文学批评史大纲》，说来惭愧，并非什么巨著。我当年在书斋中，将先秦孔子论《诗》以至近代各家文话、诗话、词话，一一爬梳，不按人物生卒硬排，而是顺着批评观念自身的流转，摘其要旨，明其源流。有人觉得“大纲”二字太谦，我却以为，做学问最怕贪大求全，宁可提纲挈领，把各家真精神点透，也不堆砌辞藻。这部书里我特别留意批评家“怎么说”，而非替古人代立主张。譬如严羽论诗主“妙悟”，我笔下的严羽便不是空谈心性，而是有宋人诗学困境作底子的。

后来写《张居正大传》，我更觉传记之难，不下于断案。张江陵一生功罪相缠，若只凭《明史》定谳，未免粗疏。我便从奏疏、书牍、同时人笔记里钩稽事实，连一条河道修浚的日期也不放过。传记文学，不是小说家言，更不是墓志铭的扩写。它要有文学的笔力，更要有史学的铁证。我常对学生说：宁可少写一句漂亮话，不可多写一件无根事。

说到泰兴，我的乡邦虽小，却也有文脉。江畔芦苇，春日桃花，都曾入我少年眼眸。后来游学四方，方知天下文章，终究离不开故土那一缕水土气。如今诸君在书院读书，若能从一部批评史、一册传记中，看出前人对真与善的执着，便也算我这老书生没白费笔墨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