诸位在治事斋里谈学问，我来讲讲我的本行。我是泰兴人，出门几十年，最常想起的还是长江边那一片平畴。地质学家看家乡，与旁人不同——旁人看田、看江、看潮，我看的是它的来路：这一片土地，究竟是什么时候、怎么样长出来的。

泰兴在长江北岸，是江口冲积平原的一部分。长江挟带泥沙东下，江口的沙洲一涨再涨，彼此接连，江岸线便不断东移、南移。说这片地年轻，并不夸张：数百年前的江面，今日已是良田；今日的滩地，百年后又会有人来耕作。筑堤、开河、围垦，都与江岸的涨坍纠缠在一起。所以我说，治地理的人不可不知地层，治地方的人不可不知江岸——这不是空谈，是脚下的事。

我这一生用力最多处，是替中国的地质学搭一个架子。民国二年，我与章鸿钊、翁文灏几位创办地质研究所，招考学生，亲自授课，培养出中国第一批自己训练的地质人才；后来地质调查所成立，我主持所务。又创办《中国古生物志》，把国内发掘的动植物化石，分门别类陆续刊布。学问不能只靠几个人议论，要有机构、有刊物、有标本、有图幅，一代一代积起来。

还有一件事，是编地图。我与翁文灏、曾世英两位合作，费了几年工夫，编成《中华民国新地图》，由申报馆印行。旧图多辗转抄袭，方位里程往往不可靠；我们据实测与各种图籍互相校正，把经纬、等高画准。诸位须知，一张准的地图，是国家的眼睛。

近些年我又整理过《徐霞客游记》，为徐霞客做了一篇年谱。他是明代人，独身远游，记西南岩溶地貌，观察之细，用心之勤，实在令人叹服。我常想，中国不是没有科学的根子，只是少人接着往下做。诸位在治事斋读书，愿你们既通经典，又肯动手动脚——纸上得来终觉浅，学问总要在山川土地上走一遍才算真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