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幼时长于东台，古属泰州。那时常见海边灶户人家，赤脚踩在盐滩上，脊背被日头晒成酱色。官府把盐看得比命重，灶户却穷得连粗盐都吃不起——这怪事，我记了一辈子。

后来我到上海办《时报》，见报上多是租界的烟云、阔人的宴席，便常想起故乡那些灶户的脸。我曾对人说，新闻不该只记城里的事，泰州海边的盐田里，一粒盐就是一个家庭的悲欢，这才是报人该挖的矿。

如今坐在这名贤堂里，看窗外车马喧闹，忽然想：若我还在办报，定要叫年轻记者去东台住上三个月，写写盐民的秤、盐民的船、盐民灶膛里的火。那比任何政论都更有血肉。

可惜我手边的《中国报学史》尚未写完，只能先把这些旧事说给后辈听。诸君若去泰州，不妨看看老盐场，那里头有比报纸更厚的文章。